何晓晖  徐春娟

   摘要: 传承与创新是推动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动力，也是旴江医学最突出、最鲜明的学术特征。在宏富的旴江医籍的字里行间，既全面继承了四大经典和前人的宝贵医学遗产，又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的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其名说纷呈，名术璀璨，名方辉映，为中医药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本文从中医理论、临床学科、治疗技术、中药方剂、中药炮制、医德医风等六个方面探讨了旴江医学传承创新的学术贡献。

   关键词: 旴江医学；传承创新；中医理论；治疗技术；中药方剂；学术特征

   旴江，出于广昌，流经抚州，西经南昌入赣江，北入鄱阳湖，进长江，汇大海，源远而流长。旴江，聚合山涧涓涓细流，汇集成滔滔江水，流经16 个县市，浇灌方圆数百里的辽阔沃野，造就了一代代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也哺养了数以百计闻名于世的杰出医学人物［1 － 3］。临川王安石以“总把新桃换旧符”称赞新生事物的诞生，以大无畏气魄进行大刀阔斧的政治改革。“盱江先生”李觏反对虚伪道德观念，倡导思想革新，开创宋代哲学学派之先河。师古而不泥古，传承加以创新，是旴江文化的精髓，也是旴江医学最鲜明的特征［4］。在宏富的旴江医籍的字里行间，既全面继承了四部经典和前人的宝贵医学遗产，又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创造了许许多多的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名说纷呈，名术璀璨，名方辉映，为中医药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   中医药学数千年的发展历程，是一个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的演进史，从岐黄问对剖析医理，到仲景创立辨证论治; 从神农尝草辨识百药，到时珍编撰本草巨著，代有贤人，屡创新论新法，使得中医药学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但是医界也存在墨守成规、固步自封的陋习，如张仲景在《伤寒论·自序》中所批评的: “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终始顺旧。”旴江医家反对墨守成规。陈自明在《妇人大全良方·序》中说: “世之常用有效之方，虽曰通用，亦不可刻舟求剑，按图索骥而胶柱者也。”喻嘉言在《医门法律》中说: “世之习医者，不过诵一家之成见，守一定之方，以幸病之偶中，不复深为探索，上求圣贤之意，以明夫阴阳造化之会归，又不能博极群书，采择众议，以资论治之权变。”谢星焕《得心集医案》也认为: “景因时变，情随物迁，而不可胶柱鼓瑟，按图索骥。”龚信《古今医鉴》也说: “妙法在心，活变不滞。”旴江医家反对拘泥守旧，倡导探索创新。他们精研经典，博览群书，融会贯通，推陈出新，创立新学说，发明新技术，不断丰富中医学理论体系和治疗体系，在中医学术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1  中医理论的传承创新

    《黄帝内经》是中医学基础理论的渊源，历代医家汇有大成者，莫不对《黄帝内经》探索精研，奉为宝典。龚廷贤《寿世保元》说: “《内经》其言深而要，其旨邃以宏，其考辩信而有征，实为医家之祖。”旴江医家多先儒后医，学养深厚，故能精研经典，如危亦林“凡《素问》诸书，靡不穷究”，喻嘉言“顾穷源千仞，进求《灵》《素》《难》《甲乙》诸书”，谢星焕“俎豆《内经》，鼓吹仲景”。他们在精研经典和博览群书的基础上勇于探索，标新立异，创立自己的新学说、新理论，不断地充实中医学理论。

1.1  藏象学说发挥   明代南丰医家李梴对《内经》藏象理论进行了深刻的研究，提出了诸多的新学说。《医学入门》将心分为血肉之心与神明之心，使心的两大生理功能清晰明确［5］。血肉之心即现代解剖之心，主持血液运行; 神明之心即现代解剖之脑，主宰精神意识，使人们对“心主神明”的认识有了一次新的飞跃。对于《内经》“凡十一脏取决于胆”的理解，李梴从“胆主火之游行”、“主荣卫之运行”立论，以阐发胆对其他十一脏腑的调节作用，具有独到的见解。李梴在《内经》脏腑表里相合的基础上提出“脏腑别通”新观点，即心与胆相通，肝与大肠相通，脾与小肠相通，肺与膀胱相通，肾与三焦相通，拓展了对脏与腑之间联系的认识，对临床治疗具有指导作用。《内经》是中医体质学说的渊源。对于小儿体质的认识，唐《颅囟经》称之为“纯阳之体”，宋钱乙《小儿药证直诀》总结为“脏腑柔弱”，“脾脏多弱”。明代南昌籍儿科大家万全通过长期的小儿医疗实践观察，深入地探索小儿脏腑的特点，在前人认识基础上对小儿体质作了更高度的概括: “肝常有余，脾常不足，肾常亏虚，心火有余，肺脏娇嫩。”此理论对小儿脏腑疾病的治疗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当代南昌中医学家姚荷生在《内经》《难经》三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膲膜学说”。他认为三焦又称膲膜，是人体躯廓之内遍布胸腔、腹腔的一大网膜，包括胸膜、肋膜、膈膜、腹膜等，所有的脏腑都被膲膜所包裹与保护。膲膜内与心包络互为表里，外与皮肤肌肉之间的腠理相应。最主要的功能是运行水液而为水火升降之道路。其病证的主要病机是火失气化，水饮内停。水饮病变总以膲膜为其基本病灶部位，进而根据饮邪流注停聚的地带不同，可以产生痰饮、悬饮、支饮与溢饮，治疗当以“温药和之”，采用温化兼以补虚之法［6］。

1.2  气血理论出新   清初名医喻嘉言通晓诸子百家，才辩纵横，屡创新说。他在《医门法律》中发挥《内经》精气理论，“气聚则形存，气散则形亡”，深刻地揭示了气的运动变化规律。他创立“大气论”，认为大气充斥于周身上下内外，无处不到，环流不息，由于大气的作用，营卫之气得以统摄，五脏六腑、大小经络的功能得以发挥，生命活力旺盛。反之，“大气一衰，则出入废，升降息，神机化灭，气立孤危矣。”喻氏又提出“治气须分三源”说，即治肺气宜清，治胃气宜和，治膀胱气宜旺，立论独特，影响深远。宋代陈自明对气血理论有独特的学术见解，在《妇人大全良方》中指出“夫人之生，以气血为本; 人之病，未有不先伤其气血者”，强调气血在生命中的重要作用。他在此书“妇人贼风偏枯方论”中提出“医风先医血，血行风自灭”的新论点，认为治疗风邪致病时，都应配伍理血( 养血、活血、凉血等) 之品，对后世治疗风证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当今学者仍推崇这一学术观点，临床应用已大大超过了陈氏所论的治疗范围。

1.3  病机学说   发明燥为秋季之主令。然秋季主病自古有误，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秋伤于湿，冬生咳嗽”，《素问·生气通天论》亦云“秋伤于湿，上逆而咳，发为痿厥”。金代刘完素补充了燥邪为病的病机，即“诸涩枯涸，干劲皴揭，皆属于燥”。喻昌深入研究《内经》后，在《医门法律·秋燥论》中大胆地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认为春伤于风，夏伤于暑，冬伤于寒，均伤于主时之气，而秋伤于湿，乃非其主时之气，这是违背常规的。他指出: “奈何《内经》病机十九条，独遗燥气，他凡秋伤于燥，皆谓秋伤于湿。”这种遗误必须得以纠正，“春伤于风，夏伤于暑，长夏伤于湿，秋伤于燥，冬伤于寒，觉六气配四时之旨，与五运不相背戾，而千古之大疑始一决也”。喻氏成功纠正了《内经》之误，创立“秋燥论”，为后世温病学有关秋燥的论治奠定了基础。喻嘉言深入学习研究《伤寒论》，探讨王叔和、林亿、方有执等学术思想，将经典条文与其他医家的见解有机地汇集、融合在一起，相互印证、互为补充，在继承批判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学术见解。他认为《伤寒论》有纲有目，四时外感，尤其是冬伤于寒是《伤寒论》的大纲，三阴、三阳是分辨伤寒病的大纲，太阳篇里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又是分析太阳病的大纲。喻氏将《伤寒论》按照三纲鼎立、以法统纲的原则进行重新编次，创立“三纲鼎立”之说。虽然他的《伤寒论》错简重订思想颇受争议，后世对此褒贬不一，但他所提出的《伤寒论》重新编次、归类的方法，从伤寒学史来看实属创举，由此而引发的尊经派与错简派之争，促进了《伤寒论》研究的深入与发展。喻昌对伏气温病的病因病机、分型辨治作了深入的研究，并将《伤寒论》中有关温病的条文按照三纲鼎立的方法归类，将温病也分为三大类。他注重护阴治法，对后世温病学家的学术思想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阴火”之说肇始于李东垣《脾胃论》。李氏虽然明确了脾胃元气虚弱是阴火证的产生根源，但对阴火理论的阐述不够明晰，以致后世争论纷纭。当代南昌新建著名中医学家万友生，在深入研究前人学术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和发展了阴火学说。他对阴火作出了较明确的界定，“阴火病性属寒而治法宜温忌清”，“阴火病性为寒而部分病症为热，属标热本寒”。他认为阳火有实火虚火之别，阴火也有阴火虚证和阴火实证之分。阴证虚火证包括脾虚阴火证和肾虚阴火证; 而阴火实证常是由内伤饮食生冷所致的阳郁里证，此观点丰富了中医脾胃学说的内容［7］。

1.4  治则治法创新   宋代陈自明根据“女子以血为本”的生理特点，提出“男子调其气，女子调其血，论治女子之病，注重治血为主”的妇科病治疗法则。《妇人大全良方》设有“加减四物汤”专篇，“此方治妇人百疾”，临证通用四物汤化裁补血养血活血，以调治妇产科多种疾病。陈自明《外科精要》对痈疽的病因病机、诊断、治疗作了全面而精要的论述，开创了疮疡辨证论治之先河。他善从内脏论治痈疽，尤其重视通过调整脾胃功能来增强痈疽的治疗效果，提出“大凡疮疽，当调脾胃”的治疗新思路。该书“调节饮食当平胃气论”曰: “《素问》云: ‘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大凡疮疽，当调脾胃，盖脾为仓廪之官，胃为水谷之海，主养四旁，促进饮食，以生气血。”这种“调脾胃、促饮食、生气血、愈疮疽”的学术观点，是《伤寒论》“胃气和则愈”思想在外科病治疗中的应用。喻嘉言《寓意草》提出先议病后用药的原则，“治病必先识病，识病然后议药”，“议病精详，病经议明，则有是病即有是药，病千变药亦千变”，强调医生治病必须先明确诊断何病何证，病因何起，病势缓急，病程长短及病性如何等，只要辨证明确，用药准确，自然药到病除。喻氏创立“秋燥论”，首创清燥救肺法，其研制的清燥救肺汤被后人广泛使用。喻氏临证善用取象比类，发前人所未发，创立的“逆流挽舟法”、“急开支流法”、“畜鱼置介法”、“决水转石法”等治法至今仍有临床指导意义。

    张海峰是我国当代著名的脾胃学家，所著《脾胃病临证心得》广为流传于海内外。他认为脾胃生理功能不外纳与运、升与降、燥与湿的平衡协调，脾胃病理变化不外寒、热、虚、实四大纲，脾胃病治疗不外温、清、补、攻四大法［8］。脾病多虚，胃病多实，胃纳方可脾运，故特别重视胃纳的变化，提出了“补脾必先开胃”的观点。张氏认为胃纳障碍多由胃气不降或胃气闭塞所致，大致可分为寒湿、阴虚两类。寒湿阻脾者应用芳香开胃法，胃阴不足者应用滋阴开胃法。当代南昌名医姚奇蔚，擅长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他在深入分析该病病因病机的基础上，认为其发生与肺、肝、胃三者关系密切。肺主一身之气，肝调畅气机，胃气宜通宜降，气有余便是火，津不足气亦滞，津、气、火息息相关。故欲开肺气，必先补肺; 欲补肺气，必先养胃; 欲和胃气，必先达肝; 欲达肝气，必先舒肺。若肺舒肝达，胃气和调，胃络痹而复通，损伤的胃黏膜和组织可以再生修复。据此创立了“舒肺、达肝、益胃”法，用于慢性萎缩性胃炎的治疗效果突出［9］。

1.5   养生机理发微    明代龚廷贤精于养生之道，在《寿世保元》中，继承《内经》肾精和脾土理论，以先后天立论衰老机制和保元养生思想。如“元气者，肾间动气也。右肾为命门，精神之所合，爱惜保重，则荣卫周流，神气充足。”“两肾之间，白膜之内，一点动气，大如筋头，鼓舞变化，开阖遍身，熏蒸三焦，腐化水谷，外御六淫，内当万应。”“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人之一元，三焦之气，五脏六腑之脉，统宗于胃，故人以胃气为本。”认为人体衰老的机理是元阳亏损，阳损及阴，因此提倡节育保精，养护脾胃，怡情养性的养生之道。治疗老年病多从脾肾入手，创立多种针对老年病的治法及方药，至今仍具实用价值。

2   临床学科的传承创新

    中医基础理论的进步促进了临床学科的发展，临床各科理论体系和诊疗手段的完善促进了治疗效果的不断提高。旴江医家在中医妇科、中医骨伤科、中医外科、中医喉科等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2.1   中医妇科   中医妇科作为一门专科，《史记》有“扁鹊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的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医书对妇人病症多有涉及，至唐已有《产宝》等产科专著问世。但在陈自明之前，妇产科还没有系统化、专门化的著作，已有的一些论著只是一些零散的治疗经验，不成系统，妇产分离，陈自明评之为“纲领散漫而无统，节目谆略而未备。医者尽于简易，不能深求遍览”。有鉴于此，他“采摭诸家之善，附以家传经验方”，写成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综合性妇产科专著《妇人大全良方》，该书“采摭诸家，提高挈领”，从调经、众疾、求嗣、胎教、妊娠、坐月、产难、产后八门全面总结南宋以前妇产科学术经验与成就，系统介绍了妇女各个环节的生理、病理、疾病及治疗特点，为授胎、养胎、胎教、生产及产后护理等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措施与方法。《妇人大全良方》承前启后，奠定了中医妇产科学发展的坚实基础，陈自明成为我国妇产科学的主要奠基人。

2.2   中医骨伤科   元代医家危亦林“依按古方、参与家传，刻苦十稔”，著成《世医得效方》，专辟“正骨兼金镞科”，系统地整理了元代以前中医骨伤科学的成就，详细记叙了四肢骨折、脱位、跌打损伤的手术和整复手法，骨伤手术麻醉方法，骨伤外科手术器械及骨伤内服、外用方药等，使正骨科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特别对骨折脱位的诊断分类、整复固定以及手术麻醉等方面有诸多的创新发明，达到了当时的世界领先水平。《世医得效方》记载了骨伤内服药方35 首，外用药方40 首，剂型有汁剂、水剂、散剂、糊剂、药膏、膏药等数种，对后世骨伤用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危亦林为中国骨伤科学的学科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无愧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伟大的骨科学家。

2.3   中医外科   陈自明的另一部著作《外科精要》，是国内最早明确“外科”名称的医籍。该书倡导内外合用治疗痈疽，开创了外科辨证论治之先河，对中医外科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明代薛己校注此书时说: “虽以疡科名其书，而其治法固多合外内之道如作渴、泄泻、灸法等论，诚有以发《内经》之微旨，殆亘古今所未尝道及者，可传之万世而无弊也。”

2.4   中医喉科   元代临川人范叔清是我国有史料记载的最早的临床喉科专业医生，曾收南丰危亦林为徒，传授喉科学术及医技。危亦林在继承老师的学术经验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发扬创新，在《世医得效方》中首设“口齿兼咽喉科”专卷，对前人有关咽喉口齿病的理论和经验作了一次删芜存精的大整理，纲目整然，辨证详明，立法严谨，内外兼治，针药并用［10］。卷中有“秘传咽喉科一十八种喉风症”新论，创立了针灸及咽喉口腔的局部针剌( 喉针) 、用药( 喉药) 或小竹管吹药( 喉枪) 等特色治疗方法，实为中医喉科喉针、喉药、喉枪之肇始，受到后世的推崇和沿用，对明、清、民国时期喉科的发展、兴盛、创新有着重大的影响，范叔清、危亦林是我国咽喉病学科的主要创始人［11］。

3   医疗技术的传承创新

   医疗技术的不断创新与发明，推动着临床诊疗水平的进步与提高。旴江历代医家在传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勇于创新，创造了许多影响深远的诊疗新技术和新方法，为后世留下了一笔丰厚的医学财富。

3.1   骨伤技术   危亦林是我国古代杰出的骨伤科发明家，创造了诸多的骨伤治疗新技术。他所著《世医得效方》开创了正骨整复手法之先河，在“正骨兼金镞科”中详细介绍了肘、臂、腰、膝脱臼骨折的整复方法，其中悬吊复位法治疗脊柱骨折为世界之最早，比英国医生达维斯采用这一同样方法早了600 年；架梯( 立凳) 复位法整复肩关节脱位，也被认为较现代外科奠基人之一的巴累1572 年采用的类似方法早了200 多年［12］。《世医得效方》记述应用草乌散全身麻醉进行正骨手术，是世界麻醉史上已知的最早全身麻醉的医学文献记载，危氏应用蔓陀罗、草乌等进行全身麻醉，比日本外科医生华冈青州1805 年使用蔓陀罗做手术麻醉早了460 多年［13］。

3.2   产科技术   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总结了南宋前40 余部医著中有关妇产科治疗经验，尤其在继承杨子建《十产》助产手法的基础上加以改进与创新，创立了对倒产、偏产、坐产、盘肠产等难产的有效处治方法。如所记述的臀位助产法是世界最早的相关文献记载，“盘肠产”及其处治方法补充了《十产》之未备。陈氏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结合自己临床经验以兔脑髓为主药佐以芳香药物制成“催生丹”，其催生效用冠于宋以前诸催生方之首。

3.3   舌诊技术   舌诊是中医独特的诊察手段，在临床辨证论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元代清江医家杜清碧精于舌诊技术，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新探索、新发现，他增订敖继翁《金镜录》一书，将原十二舌苔图增为三十六图，并列治法方药，于至正元年( 1341 年) 撰成《敖氏伤寒金镜录》，此书为我国现存最早的舌诊专著。

3.4   针刺技术   旴江针灸学源远流长，名家云集，全国中医药院校教材《针灸各家学说》记述的62 家针灸流派代表人物中，有葛洪、席弘、龚居中、龚廷贤、李梴、万全、黄石屏、鲁之俊8 人为旴江医家。宋代的“席弘针法”，捻转补泻手法特色鲜明，家传12代历久不衰，针术广为传播，其门徒遍及江西各地，并扩大至江苏、安徽、四川、广东等省，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地区针灸派系之一。明代李梴独创的“南丰李氏补泻”法，倡导取穴“尚精简”，剌分迎随，异穴补泻和多元开穴，丰富和发展了针学理论和方法，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危亦林将针剌广泛应用于咽喉患部，创立了特色鲜明的“喉针”疗法。当代江西中医传承了历代旴江医家的针剌经验，并加以发扬与创新，如无创痛针刺术、五官飞针术等开创了针刺疗法新局面。

3.5   灸疗技术   灸疗这门古老而神奇的中医治疗技术，自古至今在旴江流域世代相传，民间应用盛行，高手层出不穷。龚廷贤对灸法情有独钟，用灸所治病证多达60 余种。龚氏在灸法上多有创新，尤其擅长脐疗，在薰脐、蒸脐、温脐等治法上具有独到之处。他首先提出“晕灸”一词及处理方法，对灸后护理和灸疮引发更有独特见解。陈自明《外科精要》一书开篇即论灸法，并有10 篇灸疗专论，其应用的灸法有艾柱直接灸、隔蒜灸、隔药蒜饼灸、隔净土饼灸、隔豆豉饼灸、骑竹马灸法等，不仅“痈疽初起，均宜灼艾”，并根据痈疽发病的不同阶段、不同程度、不同类型选用不同的灸法，为外科用灸积累了十分丰富的治疗经验。龚居中为治痨专家，擅长用灸治疗痨瘵，在长期的治痨实践中大胆探索，突破前人“热证禁灸”的禁忌，应用灸法治疗痨瘵，为后世用灸治疗热病和扩展灸的治疗范围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4］。

    当代旴江医家在继承前人的灸疗学术思想和经验的基础上，加以发扬与创新，取得了世人瞻目的新成果。旴江医籍《妇人大全良方》与《世医得效方》都记载了艾灸至阴穴治疗横生逆产。上世纪80 年代江西中医研究所余鹤龄研究员等开展艾灸至阴穴矫正胎位的临床规律及原理研究，临床研究证实艾灸至阴穴矫正胎位疗效确切，实验资料证明促进垂体－ 肾上腺皮质系统是实现艾灸转胎的主要机制，该项研究获得1987 年卫生部中医药重大科技成果甲级奖。江西中医药大学陈日新教授在继承《内经》腧穴敏化理论的基础上创立了辨敏定位、消敏定量的热敏灸新技术，大幅度提高了艾灸治疗难治病症的疗效，改观了全国灸疗萎缩的临床现状。卫生部副部长佘靖曾给予高度评价: “北看天津针，南看江西灸。”热敏灸新技术荣获2007 年度江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已在全国27 个省市28 家三甲医院、109 家二级医院推广应用，热敏灸科技成果已成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重点推广的国际合作项目。2010年在上海世博会国际信息发展网馆举行了“中华热敏灸日暨中华热敏灸全球启航”仪式，热敏灸技术正传播于全世界。

4   中药方剂的传承创新

    方药是中医治疗的具体手段。中药是长期医疗实践的积累总结，方剂则为治疗经验的有效载体。旴江医家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创新，为中药方剂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正如黄宫绣在《本草求真》凡例中说: “余尚论药性，每从实处追求，既不泥古以薄今，复不厚今以废古，惟求理与病符，药与病对。”在方药运用上，旴江医学也体现了创造性。

4.1   开创中药功效分类法   清代医药学家黄宫绣所著《本草求真》，感于往昔之本草书“道理不明，意义不疏”，在前人的认识及理论成果基础上，开创近现代临床中药学以功效归类载录药物的编写形式，按药性气味分为补剂、收涩、散剂、泻剂、血剂、杂剂、食物七类，各类又分若干子目，如血剂中又分温血、凉血、下血，是第一部中药功效分类比较完善的临床中药学专著［15］。全书非常注重中医基础理论，对脏腑学说尤为突出，书中专列《脏腑病证主药》一篇。如“肺”，有补肺气( 人参、黄芪) 、温肺( 燕窝、饴糖、甘菊、胡桃肉) 、润肺( 葳蕤、人乳、阿胶等) 、升肺气( 桔梗) 等，可以清楚地看到功效认识的成熟与完善，打破宋以前诸病通用药“病症———药物”框架，建立以“证( 或功效) ———药物”体系，标志着辨病或辨症模式向辨证模式转化的完成，而功效的成熟正是与辨证模式转化同步［16］。

4.2   璀璨耀目的旴江名方   自从《伤寒杂病论》为“方书之祖”以来，方书层出不穷。其中旴江医家的方药书独具特色，影响深远。如元代危亦林的《世医得效方》载方3 300 余首，既保存了许多濒于失传的古代验方，又收载了危氏自高祖以下五世所积累的名医验方，也毫无保留地公布了自己制订的有效方剂。如治疗水肿的秘传八方( 芫花丸、牵牛汤、苁蓉散、乌鲤鱼汤、郁李仁散、川活散、红豆散、紫金丸) ，治疗痈疽的秘传十方( 前锋正将、引兵先锋、固垒元帅、护壁都尉、四面楚歌、水师晶明、替针丁香丸、生肉神异膏、止痛拔毒膏、黄丹散) 等。书中名方参附汤、天王补心丹、玉屏风散、苍术散( 二妙丸) 、五仁丸等被后世在临床上广泛应用。危氏创制的“草乌散”是世界上医学文献中最早记载的全身手术麻醉处方。宋代陈自明总结南宋前妇科著作，结合当代医家经验及自己临证体会，著成我国现存最早具有系统性的妇产科专著———《妇人大全良方》，载方1383 首。该书名方龙胆泻肝汤、缩泉丸、固经丸、良方温经汤等延用至今，疗效确切。以活血破瘀立法的夺命丸、夺命丹、夺命散等三夺命方分治产后诸病，特色鲜明; 以兔脑髓为主药佐以芳香药物制成“催生丹”，其催生效用突出。明代“医林状元”龚廷贤著作近20 种，其中《种杏仙方》《鲁府禁方》《救急神方》为方书专著，所创的名方白凤丸、清温饮、清上蠲痛汤等被广泛应用于临床，老年养生验方阳春白雪糕、延寿丹、八仙长寿丸等至今仍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他所著《万病回春》在17 世纪传入日本后颇受青睐，所记述的方剂成为汉方成药制剂的主要处方来源。据统计，龚廷贤的处方占现代汉方制剂的9． 25%，仅次于张仲景的经方。元代御史兼建昌( 今江西南城) 太守沙图穆苏著的《瑞竹堂经验方》，采方310 余首。该书处方醇正，效验实多，调补不轻易用金石之药。“妇人门”中八珍散，至今应用尤广，为气血双补之代表方剂。清燥救肺汤为清初名医喻嘉言所创立，是秋燥证的代表方剂，主治“诸气膹郁，诸痿喘呕”之肺燥证。后世医家不断对其进行研究扩展，广泛应用于呼吸、消化、皮肤、五官系统的急性支气管炎、慢性咽炎、鼻衄、干燥综合征等30 余种疾病。

4.3   旴江名方古为今用   旴江方书为现代新药开发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如危亦林献出的五代秘方参附汤，是温阳救逆的经典方剂，临床应用700 年以来活人无数，现代已制成急救用药参附注射液，已成为临床抢救危重病人的重要药物。北京同仁堂乌鸡白凤丸是依据明代龚廷贤《寿世保元》白凤丸组方配制，有补气养血、止带的作用，是治疗妇女气血两亏的良药，临床又被应用于治疗肝炎，获得一定疗效，特别是降血清转氨酶、麝香草酚浊度作用较为明显。长春宝系明代龚廷贤《寿世保元》中“长春不老仙丹”化裁而成，对肝肾亏损所致的衰老症、精神疲乏、腰腿酸软、健忘失眠、心悸气短、夜多小便等有显著疗效［17］。胃得安系福州梅峰制药厂根据明代龚廷贤《寿世保元》中“无价金丹”化裁，经研究选用20 多味国产地道药材炼制而成，具有消炎解痉、和胃止痛、健脾消积、安神宁心、活血祛瘀等作用，对消化不良、胃肠功能紊乱等症亦有较好的疗效［18］。上世纪70 年代开始，国内对龚廷贤的温清饮开展了各科疾病的临床研究，经现代药理研究，本方具有免疫调节、抗炎、镇静及解热、抗溃疡、抗凝血等作用，已引申应用于血热蕴结引起的红斑狼疮、脑梗死、糖尿病、复发性口疮、皮肌炎、皮肤病、白塞氏病、女阴白斑等疾病的治疗，均收到满意疗效［19］。

5   中药炮制的传承创新

   精良的中药是中医临床疗效的保证，旴江医学的兴起与发展依存于旴江流域中药业的繁荣昌盛。位于旴江上下游的南城、樟树镇，是驰名天下的两大药帮“建昌帮”“樟树帮”的发祥地。民间“樟树个( 的) 路道，建昌个( 的) 制炒”、“药不到樟树不灵( 齐) ，药不过建昌不行”的谚语，是对两帮药业制药特色和药品质量的赞誉。

5.1   樟树帮   位于旴江下游流域的樟树镇，素有“南国药都”之美誉。樟树药业有1 800 多年的历史，千百年来，樟帮药业遵循中药炮制“术遵岐伯，法效雷公”之训，素守《雷公》之“十七法”和《本草蒙筌》之“三纲”、“九法”，其炮制技术，不论炒、浸、泡、炙或烘、晒、切、藏均十分考究，炮制工具、辅料和工艺别具一格。樟帮饮片选料上乘，制作工艺精良，其刀工精细独特，饮片片型美观，花样众多，如“白芍飞上天，木通不见边，陈皮一条线，半夏鱼鳞片，肉桂薄肚片，黄柏骨牌片，甘草柳叶片，桂枝瓜子片，枳壳凤眼片，川芎蝴蝶双飞片，槟榔切108 片，一粒马钱子切206 片( 腰子片) ”。樟树药业创造了一套自己独特的传统加工炮制工具，如铡刀、片刀、刮刀、铁锚、碾槽、冲钵、蟹钳、鹿茸加工壶、压板和硫磺药柜等［20］。精良的中药饮片疗效灵验，使樟树中药业名扬天下，成为中国南方中药加工和药品交易的中心。建国以来，樟树药业得以不断发展，成为经国务院批准的三大药交会之一。自1958 年迄今，全国药材药品交易会已经在樟树举办了44 届，到会人数、成交金额及在全国药商中的影响力位于三大药交会之首，为江西省地方经济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5.2   建昌帮   南城( 古称建昌府) ，位于旴江上游，是旴江医学和“建昌帮”药业的发祥地。“建昌帮”药业起源于东晋，发展于宋元，鼎盛于明清，形成了自己一套独特的传统炮制技术。其传统特色为“工具、辅料独特，炮制方法考究，擅长饮片制作，片斜、薄、大，色艳，气香，味厚，毒低，效高”。其加工炮制工具，主要有琢刀、雷公刨、猪肝刀石、硫磺柜、斜锅灶、枳壳榨、槟榔榉等［21］。炮制辅料，善用当地土特产，如灶心土、米泔水、谷壳、米酒、河沙、生姜、蜂蜜等。炮制过程注重浸、润、湫、腌的功夫，制法以煨、炒、炙、熏、蒸、炆等为拿手，其饮片“形、色、气、味”俱全。如煨法，煨附子保留了唐代“煻灰火中炮炙”的煨制法，在国内独具一格; 又如炆法，既得陶坛砂罐忌铜铁之便，又以糠火烧四边，有文火慢煮之功，以增加饮片纯真滋补之力。建昌药业特色饮片有煨附片、阴附片、阳附片、淡附片、姜半夏、明天麻、贺茯苓、童便制马钱、山药片、泡南星、醋郁金、炒内金、炆熟地、酒白芍等。因建昌帮中药炮制工艺精湛，流传地域广泛，曾在江西、福建、香港、澳门、台湾及东南亚国家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6   医德医风的传承创新

   “仁人”、“仁心”、“仁术”，是医生至真、至善、至美的崇高追求。黄帝岐伯问对论医，“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奉行以人为本。医圣张仲景发出警世之语: “哀乎! 趋世之士，驰竞浮华，不固根本，忘躯侚物，危若冰谷，至于是也!”呼吁重视生命。唐代孙思邈曾在“大医精诚”中说: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先发大慈侧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召唤救苦度厄。仁者爱人，以“仁”为核心的中国医学道德观，激励着旴江医家治病救人、无私奉献，并承前启后，言传身教，代代相袭，发扬光大。旴江医家传承并发扬了中华民族优良美德，治病救人济世，修身养性积德，为后世树立了仁术仁心的光辉楷模。

6.1   倡导医患和谐   旴江医籍中有大量关于医德的精辟论述，对后世医学道德和医学伦理学发展增添了丰富的新内容，其中以明代龚信、龚廷贤父子的贡献最为突出，他们的著作中有大量关于医学伦理道德的专篇论述，龚信代表著作《古今医鉴》中设《明医箴》和《庸医箴》专篇，用对比的方法提出对医生的道德规范。他要求明医做到“心存仁义、博览群书、精通道艺、惟期博济、不炫虚名、不计其功、不谋其利、不论贫富”等，尖锐批评庸医“妄自矜夸、以欺当世、炫奇立异、模糊处治、希图微利、误人性命”等不良行为。龚廷贤《万病回春》中的《医家十要》、《病家十要》、《人道至要》，《寿世保元》中《延年良箴》，《鲁府禁方》中的《延年廿箴》、《劝世百箴》等，精辟地论述了医学伦理学、医学社会学的诸多问题，倡导和谐的医患关系，把对医生提出的医德要求和道德规范具体化、条理化，成为我国古代重要的医德文献。6． 2 强调医德教化  李梴的《医学入门》是一本古代中医教科书，为了继承发扬优秀医德传统，特撰《习医规格》一文附于卷末，对习医者提出素质、品德、知识、技能等方面要求。认为“医司人命，非质实而无伪，性静而有恒，真知阴功之趣者，未可轻易以习医。”要求医生对待病人应敬重谨慎，诊病用药要潜心仔细，取索报酬应轻利仁廉，并列举了7 种对患者“欺”的不道德行为，提出“不欺而已矣”的行业道德要求，认为“欺则良知日以蔽塞，而医道终失;不欺则良知日益发扬，而医道愈昌。”把医德和医术的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习医规格》是一篇医德教化的好教材，直至当今仍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6.3   订立医门戒律    喻嘉言自儒而禅，自禅而医。他认为医之为道，生死攸关，“医为人之司命，先奉大戒而人门，后乃尽破微细诸惑，始具活人手眼，而成其为大医”，“医为人之司命，不精则杀人”，鉴于当世之医，有恃聪明者，有守门庭者，有工邪僻者，心之不明，术之不明，以人之身命为尝试，酿患无穷。喻氏别出心裁，创新方法，借鉴佛教戒律，著《医门法律》拟定戒律近百条，以告诫警示后人遵守行医准则，防患于未然，免为医之过失。书中戒律醒目，语言犀利，既是当头棒喝，又启人心智。喻氏指出临床上存在的种种弊端，直言不讳地怒斥庸医“心粗识劣”、“不遵圣训”、“以病试手”、“不学无术”、“急于求售”、“文过饰非”、“欺人欺天”、“鲁莽粗疏”、“草草诊过”、“用药无据”、“临证模糊”、“率意妄施”、“以人之身命为尝试”、“以无师之术笼人”等等恶劣作风，从医德、医理、医术方面对医者提出行医准则，倡导明律行医，以防止医疗过失发生。喻氏拟医门戒律来警示和告诫医者，防止医疗错误，这是旴江医家传承与弘扬医德的又一创举。

7   结语

   全面继承中医药的宝贵知识和经验是发展创新的源泉与基础，创新是推动中医药不断进步与发展的不竭动力。地方医学是我国中医药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旴江医家承前启后，推陈出新，发明创新，不仅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知识和技术财富，也为我们树立了师古而不泥古、继承加以发扬的治学楷模。传承创新是旴江医学的鲜明特征，也是我们当代中医人必须学习与发扬的学术精神。我们既要保持中医药传统优势，又要与时俱进发明创新，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医理论和技术体系，努力提高临床诊疗水平，为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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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刊于《江西中医药大学学报》2014年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