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近代名医李元馨以“仁爱”为己任，常教诲学生：“医为仁术，为医必须明医理，重医德。”他数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忘我工作，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活人无数，至花甲及古稀之年，仍老当益壮，精力充沛，坚持全日门诊，日诊病人百余人次，时常推迟下班，甚至中午不休息，在诊室用餐。直至九十高龄卧病在床时还经常为疑难病人会诊和处方。他对待病人从不分贫富和地位高低而一视同仁，处方用药以切合病机为原则，很少用贵重药药，尽量减轻病家的负担。常常对经济特别困难的病人慷慨解囊相助，深受抚州人民的尊敬和爱戴，是“医者仁心”的光辉典范^[4]。

医者作为仁人，医技作为仁术，中国传统以“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被后世的医家奉为圭臬。为此，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自觉的敬业精神促使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弃儒习医、弃官从医，全身心投身医学事业，创造了千年不衰、光辉灿烂的中医药学。这种医学伦理道德和人文精神也极大地影响着旴江流域的医学人物，许多医家均是先儒后医，如陈自明、龚信、李梴、龚廷贤、张三锡、黎民寿、万全、王宣、喻嘉言、谢星焕、黄宫绣、祝星霞、舒诏、孔毓礼、傅再希等均是先习举子业，他们饱读诗书，后抛却功名利禄，献身医学，终生悬壶济世。因为他们学养深厚，通晓诸子百家，又能博采众长，推陈出新，创新发明，著书立说，从而学术流传后世。

2  以人为本生命至上

《内经》曰：“天复地载，万物备悉，莫贵于人。” 《千金要方》说：“人命至重，有贵千金。”这充分表达出古代医生对人的生命、价值、权利的尊重和肯定。以人为本、尊重生命是中医医德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及其最突出的人文学特征。旴江医家们同样认识到生命的可贵和医生的责任。陈自明在《妇人大全良方》说：“至灵者人，最重者命。”所以在处理妇人生产时的难题时强调“生产之间，性命最重”，“医之中惟产难为急，子母性命悬在片刻”，强调要把母子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人的生命最为宝贵，医学是性命所托，所以责任重于泰山，喻嘉言在《医门法律》说：“医之为道大矣，医之为任重矣”，“医为人之司命，不精则杀人”正是这种强烈责任感的心声。由于医生责任重大，所以要想做一名医生，首先必须具备诚实、宁静、坚韧、聪慧的品质，如李梴《医学入门•习医规格》所要求：“医司人命，非质实而无伪，性静而有恒，真知阴功之趣者，未可轻易以习医。”喻嘉言在《医门法律》中怒斥庸医“心粗识劣”、“临证模糊”、“不学无术，急于求售”、“以人之身命为尝试”、“不问病人所便，不得其情，草草诊过，用药无据，多所伤残”的恶劣作风，而特设医律，告诫后人，应明律行医，免为医之过失。危亦林怀“活人济世之心”，对生命高度尊重和珍惜，遣方用药细致谨慎，反对辨证不明，草率从事，以贻误病情，如《医世得效方》所说：“夫病者悬命医师，方必对脉，药必疗病，譬之抽关启钥，应手而决，斯善之有善矣。若中无定见，姑徐徐焉取古方历试之，以庶几一遇焉。虽非有心杀人，而人之死于其手者多矣。”由于他们对生命的极其尊重和高度负责，故能终生不懈奋斗，钻研医理，提升医术，精益求精，而成为一代名医。

3  医技高超精术立德

医学的根本任务在于治病救人，良好的医德必须以精湛的医术为载体。因此，中医历代医家都十分重视把“精术”作为“立德”的根本和基础。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在医疗临床中反复实践与提炼，创立了六经辨证和辨证论治诊疗体系，成为千古医圣；孙思邈“博极医源，精勤不倦”，医技高超，医理精湛，终成一代药王。

同样旴江名医们也是博览群书，勤于临证，精益求精，故能医术超群。危亦林是我国古代著名的中医学家，为中医骨伤学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在《世医得效方》“自序”中，开篇首句话即引用《论语•卫灵公》中的名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认为“病者悬命医师”，医生如果没有高超的医术，就难以治病济人。他 “幼而好学，弱冠而业医”，自十一、二岁起随父学医，日间随父侍诊，早晚攻读医书，“儒学渊源，医书博览”，“凡《素问》诸书，靡不穷究”，终生学而不倦，不仅遍读家中世代珍藏之医书，还借阅周围藏书人家各种书籍研读。他并不满足于祖辈的诊疗经验，仍虚心向同行学习，在系统总结前人的医疗经验基础上，结合自身长期医疗实践，形成具有特色的临床辨证论治体系，创造了许多领先世界的骨科、喉科和麻醉新技术，写成千古医学名著《世医得效方》。陈自明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妇产科专家，他在《妇人大全良方》中说：“颋勤志方书，常思救疗，每览名医著述，皆志于心。”自幼博览群书，又潜心临证体验，十四岁即能断病，成年后又遍游东南各地，博采众长，精益求精。他在《妇人大全良方》序中所说：“世无难治之病，有不善治之医；药无难代之品，有不善代之人。”足以可见其医术之高超。谢星焕在《得心集》序中称其“俎豆内经,鼓吹仲景,襟带李刘,炉冶喻薛,几于有书皆我”。谢氏熟读经典，法效百家，临床经验丰富，他的医案集中不仅有大量应用经方验案,也有许多巧用时方案例,并创制新方治疑难杂症,从而成为一代临床高手。

明代金溪龚信、龚廷贤父子在《名医箴》《庸医箴》《医者十要》等医文中不仅提出医者的道德规范，而且系统全面地提出医生的专业要求。如《古今医鉴•名医箴》要求医生“博览群书，精通道艺。”而对不学无术的庸医做了严厉的批评：“今之庸医，炫奇立异。不学经书，不通字义。妄自矜夸，以欺当世。争趋人门，不速自至。时献苞苴，问病为意。自逞明能，百般贡谀。病家不审，模糊处治。不察病原，不分虚实。不畏生死，孟浪一试。忽然病变，急自散去。误人性命，希图微利。如此庸医，可耻可忌。”在《万病回春•医家十要》对医生的十条要求中就有七条是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要求，如“二通儒道，儒医世宝，道理贵明，群书当考”；“三通脉理，宜分表里，指下既明，沉疴可取”；“四识病原，生死敢言，医家至此，始称专门”；“五知运气，以明岁序，补泻温凉，按时处治”；“六明经络，认病不错，脏腑洞然，今之扁鹊”；“七识药性，立方应病，不辨温凉，恐伤性命”；“八会炮制，火候详细，太过不及，安危所系。”龚氏父子的这些医学思想对于今天的中医学教育和人才培养仍有借鉴意义。

4  谦和辞让博采众长

大医精诚，谦谦君子。《寿世保元》认为“谦和辞让”是一个医生的精神风范。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一文中指责骄傲自满之医者：“世有愚者，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偶然治差一病，则昂头戴面，而有自许之貌，谓天下无双，此医人之膏肓也”。龚信《古今医鉴》也批评庸医“不学经书，不通字义。妄自矜夸，以欺当世。”喻嘉言在《医门法律》中痛斥骄傲自大、不学无术之徒：“恃聪明者，师心傲物，择焉不精，虽曰屡中，其失亦多”，“凡治病不明脏腑经络，开口动手便错，不学无术，急于求售，医之过也。甚有文过饰非，欺人欺天，甘与下鬼同趣者，此宵人之尤，不足罪也。”

谦虚才能博学，博采才有专长。旴江医家多出身于世医之家，家学渊源，但他们不仅传承一家之技，双能拜能者为师，师承多元，博采众家之长。如陈自明遍游东南各省，寻师访友，集各家之长，成为一代妇科和外科名家。危亦林全面学习传承高祖云仙的大方脉、伯祖子美的妇人科和正骨科、祖父碧崖的小方脉科、伯父熙载的痨瘵和眼科，发现自己在疮肿科、咽喉口齿科方面有所欠缺，又拜斤竹江东山为师学习疮肿科，拜临川范淑清为师学习咽喉口齿科，且常常走访乡村，虚心向有一技之长的民间土郎中学习，广泛搜集民间秘验方，因能兼蓄百家，终于成为一位技术全面、学识渊博、硕果累累的医学大家。清代南城曾鼎仰慕南昌名医喻昌，从而寄居喻昌禅息之所豫章白马庙，刻苦研读喻氏之书，临证勤学苦练，后成京城名医^[2]。谢星焕出身医学世家，渊源有自，但仍然博采各家之长，如私淑乡贤喻嘉言之学，受到嘉言学术思想的深刻影响。清代黎川余绍宁，先儒后医， “年二十遍访名师，得异传”，决人生死多奇中^[5]。

5  注重实践求真求实

医学来源于临床实践，只有实践才能出真知。纵观旴江医家成才道路，均是在长期的医学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总结，在临证中获得真知灼见，以致学有建树，术有所长。如黄宫绣一生致力于“求真”，他治学严谨，注重实践，务求实际，探求真理，著书立论讲究实效，所撰医著《医学求真录》《脉学求真》《本草求真》皆以“求真”命名。在著书中既引经据典，博采众长，又严格考究，去伪存真，凡有“一义未明确，一意未达，无不搜剔靡尽，牵引混杂，概为删除……断不随声附和”，“每从实处追求，既不泥古薄今，复不厚今而废古，惟求理与病符，药与病对”，其求实求真的治学态度由此可见一斑。《本草求真》从临床实际出发，对以往本草著作细加考证，去粗求精，精减提炼，条理明晰，既不泥古薄今，也不厚今废古，惟求理与病符，药与病对，是一部医药结合紧密、内容简明扼要、临床实用性强的本草专著，正如王光燮在《本草求真》序中所言：“故能阐真摘要，订伪辨讹，发前人所未发，俾习为儒而未学夫医者，固一览而知其道，即素未为儒而始学夫医，亦甫读而得其要，斯岂庸医浅儒所能道其万一者乎。”黄氏通过临床实际观察和验证，认为古人记述有误则直抒己见，决不盲从。他在充分肯定《本草纲目》的同时，对书中错误和不实之词大胆怀疑和据理批驳，如在苍术项下曰：“至云服能轻身长生，不过因湿去之谓，岂真能入仙境之地哉。本草多有长生不老之说，欺世惑民，以致药品真义不出耳。”这种不迷信，不唯书，重事实，坚持真理的勇气和胆识令人敬佩。

神化脉学，故弄玄虚，是中医界自古以来就有的一种陋习。《素问·征四失论》对此做出了批判：“诊病不问其始，忧患饮食之失节，起居之过度，或伤于毒，不先言此，卒持寸口，何病能中，妄言作名，为粗所穷，此治之四失也。”龚廷贤行医六十余载，医术精湛，但临证仍细致谨慎，诊病强调四诊合参，反对单纯以脉测病之陋习，他在《万病回春》中告诫病家：“殊不知古之神医，尚且以望、闻、问、切四者，缺一不可识病。况今之医未必如古之神，安得以一切脉而洞知脏腑也耶？余书此奉告世之患病者，延医至家，罄告其所患，令医者对症切脉，了然无疑，则用药无不效矣。”喻喜言在《医门法律》中也批评说：“凡治病不合色脉，参互考绝验，得此失彼，得偏遗全，只名粗工。”黄宫绣的另一部著作《脉理求真》，同样是以求真求实的精神研究脉学，在强调“识病必先明脉理”的同时，仍主张四诊合参，反对单凭脉断病。民国名医姚国美精通脉学，但他更重视四诊合参，他曾说：“望闻问切，名曰四诊。四诊并行，乃医家之要道，医家不能舍四诊以疗疾，犹工匠之不能舍规矩而成方圆。”要注意“四诊兼施，不可偏废”，并严历批评“不事望闻问切辨证，而徒以切脉自炫”之辈的自欺欺人的行为。

当今不少医生唯利是图，以贵为尊，开大处方、贵处方来追求疗效，谋求利益。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说：“药不惟其贱，惟其效。”处方用药，应讲求实效，如当代名医李元馨对病人无论地位高低都是一视同仁，治病用药讲究实效，1972年曾为前国家副主席王震治病，开出的药方仅一角三分钱一贴，药后效果显著，至今仍传为抚州杏林佳话^[6]。

单方验方具有简、廉、验、便等特点，在旴江医籍如《瑞竹堂经验方》、《寿世保元》、《医学六要》、《世医得效方》、《妇人大全良方》、《寿域神方》、《济世碎金方》中记载了大量的单验方，至今仍具有发掘和利用的价值。

6 贫富同视医患相敬

良相医国，良医医民，治病救人是医生的天职。龚廷贤《万病回春》指出：“凡病家延医，乃寄之以生死，礼当敬重，慎勿轻藐。”要求医生要对所有的病人予以关爱和尊重，龚氏认为医家不应当嫌贫爱富，用心不一，而该“不论贫富，药施一例”，“博施济众，惠泽斯深”。他说：“医道，古称仙道也，原为活人。今世之医，多不知此义，每于富者用心，贫者忽略，此非医者之恒情，殆非仁术也。以余论之，医乃生死所寄，责任匪轻，岂可因其贫富而我之厚薄哉？告我同志者，当以太上好生之德为心，慎勿论贫富。均是活人，是亦阴功也”。这种“仁爱”医德观，是孙思邈《大医精诚》“若有疾厄来求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老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人道主义思想的继承，值得当今广大医务工作者学习与弘扬。

李梴为了使后学者继承优秀医学道德传统，特撰《习医规格》一文附于《医学入门》卷末，对习医者提出品德、素质、知识、技能等诸多方面要求。重点强调医德行为，如对待病人应敬重谨慎，诊病用药要潜心仔细，取索报酬应轻利仁廉。《习医规格》列举了七种医生对患者“欺”的不道德行为，认为“欺则良知日以蔽塞，而医道终失；不欺则良知日益发扬，而医道愈昌。” ^[7]

危亦林《世医得效方•集治说》也说：“况医者人之司命，有病急召，慎勿远近暑寒而拒之，若至病家，尤须敬谨，勿为他务，以败正事。”喻嘉言把病人视为亲人，爱病人胜爱自己，“化我身为病身”，“化我心为病心”，“尚见其生，实欲其可，而头骨脑髓，捐之不惜”，《寓意草》中记述了多例喻昌为病人“全神照应，药必亲调”的案例，其全心全意服务病人的精神值得永远弘扬。同时喻氏也要求病人能积极配合医生诊治，他在《医门法律》中说：“今之患者不达此理，委命于时医，与自暴自弃，甘于沟渎何异？故病有六失：失于不审，失于不信，失于过时，失于不择医，失于不知病，失于不知药。”龚廷贤在强调加强医生医德修养的同时，又特别重视与患者的思想沟通，他在《万病回春》中特撰《病家十要》一篇，从十个方面简明扼要地宣传患者就医守则和疾病调护知识。医生热爱病人，病人尊重医生，良好医患关系的建立，可以提高临床治疗效果。

7  贵义贱利博施济众

“贵义贱利”是儒家的经典思想之一，对中医医德的形成与完善具有深刻的影响。中医先贤们为此做出了光辉的榜样，如扁鹊活虢国太子而不受金帛绘彩之赠，华佗辞高官厚禄治病救人于民间而遭曹操杀害。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说：“医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都表现了重义贱利、一心救民病苦的高尚品德。旴江医学大家们亦是继承弘扬这种传统美德，贵义贱利，博施济众，普救含灵之苦。龚信《古今医鉴•明医鉴》要求医生要“不计其功，不谋其利。不论贫富，药施一例”，批评庸医“误人性命，希图微利”。龚廷贤《万病回春•医家十要》也要求医生“十勿重利，当存仁义，贫富虽殊，施药无二。”他们反复告诫医生要做到重义轻利，救困扶危。李梴十分重视习医者的道德修养，其《习医规格》对习医者提出了全方位的要求，其中在利益方面作了详细的论述，“治病既愈，亦医家分内事也，纵守清素，籍此治生，亦不可过取重索，但当听其所酬。如病家赤贫，一毫不取，尤见其仁廉也。”陈自明在《妇人大全良方》中对重利忘义的医生给予强烈的批判：“人之生产非小事也，而医者图财，侮而致死，此医杀之直又明矣。用之失理，不如不医。”旴江流域的16部县志中记载了许多地方名医的事迹，常有“不计酬报”，“施药济人”，“不以贵贱详略，不计利之有无”，“不索其值，人皆德之”，“以药施济贫病”、“素重医德，遇贫寒之家，辄施诊医药，义不苟取”等赞誉之词。民国南昌名医姚国美，不仅医术高超，且医德高尚，长期行医民间而深知民间疾苦，他在南昌佑民寺设医所救治平民，贫苦病人不收诊费，且常常赠送药费，南昌民间流传着许多姚氏救死扶弱的动人故事^[3]。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却有不少医生丧失天良，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甚至谋财害命，在前贤面前，显得是何等的渺小与卑贱。

8不炫虚名不行嫉妒

医乃仁道，源于岐黄，授受相传，本当同行相亲，互敬包容。然自古至今，却有不少医者是心胸狭窄，自我炫耀，嫉妒同行，孙思邈在《大医精诚》批评他们“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己德。”同样，龚信在《明医箴》中指出医生“不炫虚名，惟期博济”，龚廷贤《医家十要》也认为医生“九莫嫉妒，因人好恶，天理昭然，速当悔悟”，把不炫耀、莫嫉妒作为医生修德的重要内容。《妇人大全良方》说：“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君子毋以人废言”。人各有所长，医生也各有所长，不能同行相轻，相互诋毁，而应尊重同行，取长补短，以治病救人为至高无上，正如万全《幼幼发挥》所说“以活人为心，不记宿怨”。

龚廷贤极力反对医生之间相互訾毁的现象，他在《万病回春》中把那些“专一夸己之长，形人之短，每至病家，不问疾疴，惟毁前医之过以骇患者”之人，贬斥为医道中的“无行之徒”。他告戒医者不应该通过非议他医来抬高自己，谋取好处，认为 “设使前医尽是，复何他求？盖为一时或有所偏，未能奏效，岂可概将前药为庸耶”^[7]。他倡导同行相助，“夫医乃仁道，况授受相传，原系一体，同道虽有毫末之差，彼此应当护庇，慎勿訾毁，斯不失忠厚之心也，戒之戒之。”心胸如此宽阔，令今人敬仰。当代抚州名医李元馨常常教诲学生：“医为仁术，为医必须明医理，重医德。切忌沽名钓誉，争名夺利和同行相轻，要以治病救人为务。”

《历代名医蒙求》记载了一例旴江医家贵义贱利、同行相亲的动人故事：宋代有临川名医李氏（佚其名），“医道大行。崇仁县有富民病，诣郡邀李治之，约病愈以五百缗为谢。李疗治旬日不少差，乃求去，临行以临川王医荐之。李归未半途，适逢王医，遂以曲折告。王曰：‘兄犹不能治，今往无益，不如归。’李曰：‘不然，吾得其脉甚清，病不愈者，乃自度运穷，不当得谢钱尔，故告辞。公但一往，吾所用药尚有之，公即以此治之，必愈。’王素敬重李，乃携其药往治之，微易汤使，三日而瘳。富家以五百缗谢之。王以一半遗李医，李曰：‘公治疾而吾受谢，必不可！’不受而去。”李王二医以治病救人为重，相互尊重，贵义贱利，又是一则旴江杏林佳话。当今社会同行相轻和同行诋毁的现象仍然存在，旴江医家高尚的医德医风仍值得今天医生们学习。

9奉方献术造福后世

传统中医药学有秘方之说，如扁鹊的师傅长桑君向扁鹊传授秘方时说：“我有禁方，年老，欲传于公，公勿泄”。由于封建社会私有制保守观念的束缚，很多持有秘方者抱有“宁可失传，不能泄密”的习俗，使得大量功效独特的有效方剂秘而不传，甚至失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阻碍了中医药学的发展。然而大多旴江医家却能高风亮节，打破传统，奉献秘方，造福千世万代。旴江医籍以方书最为著名，如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新编备急管见大全良方》，危亦林的《世医得效方》，龚廷贤的《种杏仙方》、《鲁府禁方》，沙图穆苏的《瑞竹堂经验方》、王文谟的《济世碎金方》等均以方书命名，《万病回春》《寿世保元》《医学入门》《医门法律》《医学六书》等著作中也记载了大量的验方秘方。

危亦林勇于冲破传统保守思想的束缚，以天下百姓为重，毫无保留地公开危氏家传的秘方。所著《世医得效方》载方3 300余首，收载了危氏自高祖以下五世所积累的家传有效之方，还保存了大量濒于失传的古代验方，也公布了自己创制的许多有效方剂，如骨科手术的全身麻醉草乌散、治疗水肿的秘传八方、治疗痈疽的秘传十方等等。他以一个医学家的宽广胸怀，无私将秘方奉献给民众，实在令人钦佩，王充林在《危氏世医得效方序》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南丰危亦林，先世遇古名医董奉远孙京，受医术，其后世业之。且遍参诸科，至亦林五代叶，而学益备，技益工，所全活者益众。乃取平昔所用古方验而无失者，并与其祖、父以来得之师授者，类萃成书，仿《圣济总录》以十三科编次，名曰《世医得效方》，将锓梓以广其传。余观世之人，得一方辄靳靳焉莫肯示人，往往以《肘后》《千金》为解。今危氏以五代所得之秘，一旦尽以公诸人，其过人远矣”。

龚廷贤寿逾九十，行医六十余载，不断积累了丰富的治疗经验和验方，先后著书二十余部^[8]。他1577年与父亲龚信合著的《古今医鉴》刊行，1581著《种杏仙方》刊行，1587年所著的《万病回春》刊行，1594年所著的《鲁府禁方》刊行，1615年所著的《寿世保元》刊行，1616年所著的《济世全书》刊行，不断将自己临床积蓄的新鲜经验和方剂公开于世，对后世医学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的著作传入日本和朝鲜后，曾经多次刊行，对日本和朝鲜的医学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如龚氏著作中记述的方剂成为汉方成药制剂的主要处方来源。

明代南城的王文谟著的《济世碎金方》，是一部颇有特色的医方专著，其在自序中称之为“真世不传之方，实为镇家之宝。”全书收入1100余方，记录了丰富的家传经验方，同时也保留不少当时罕见的走方医经验医方，比清代赵学敏《串雅》记载走方医的治疗方术早166年。该书所记方剂以经验简便的小方为主，治疗病证范围广，包括内、外、妇、儿各科疾病，以及目病、耳病、牙病等，当今仍具有重要的临床借鉴和参考意义。

旴江历代医家重视医疗技术的创新和发明，探索出许多世界首创的医疗新方法、新技术，如危亦林的悬吊复位法、架梯复位法，陈自明的臀位助产法，李梴的炼脐法和南丰针法、龚廷贤的蒸脐温脐法等等，他们在著作中公布了这些新技术，让其为更多的病人解除痛苦。席弘家传针灸十二代，席信卿是其第十代传人，他把席家针法传授给了外人陈宏刚，陈广收门徒，从此席氏针术由家传变为师传，其门徒遍布江西、安徽、江苏、广东、四川等多省，形成了我国历史上最具学术影响的地方针灸流派之一，对后世针灸学的发展影响深远。奉方献术，造福大众，正是中国医学“仁心”“仁术”的体现。

旴江医学是中国医药学宝库中的灿烂瑰宝，旴江医家所积累的宝贵学术经验薪火相传，造福于千秋万代，他们树立的高尚医德风范更是千古传颂，永远激励和鼓舞着杏林后来之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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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徐春娟，裴丽.明代“医林状元“龚廷贤医著考证[J].中医文献杂志，2013，30(1)：29~31

（本文刊于《江西中医药》2016年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