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旴江医学源远流长,为我国乃至世界医学做出了突出成绩。江西古代十大名医中有8位出自旴江流域。其中宋代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被誉为中医妇科学的奠基之作,元代危亦林某些方面的医学成就在当代居世界领先水平,“医林状元”龚廷贤医学著作数量及中外版次名列前茅。文章通过旴江医学推动了中医学科的发展壮大、构建了良好的医学传承模式、注重医德医风的传承教育、促进了学术医术的开拓创新、推进了医药的融合发展、促进了中医学的海外传播6个方面探讨旴江医学的学术贡献和影响,旨在将旴江医家学术成果用以指导临床、教学、科研、新药开发等方面,从而使这一古老地方医学焕发出青春及获得更好地传承发扬。
关键词:地方医学流派;旴江医学;学术贡献;学术价值;中医学
旴江流经江西省东部,流域覆盖的主要行政区域为江西省抚州市,在唐宋时期,该区域经济、文化较为发达,人才辈出,旴江河水哺育了众多闻名于世的中医学家,江西“历代十大名医”中有8位来自于旴江流域,如陈自明、危亦林、龚廷贤、喻嘉言、黄宫绣等,旴江医学在中国医学发展历程和中医学对外传播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旴江医学是我国古代地方医学的杰出代表。南宋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被誉为中国妇科学的奠基之作[1];元代危亦林《世医得效方》中部分骨伤科成就在当时居世界领先水平;旴江医学是我国地方医学在海外影响首屈一指者。龚廷贤是日本江户时代汉方医学最有影响的中医大家;明代李梴《医学入门》是中外的中医门径之书。
一、旴江医家的杰出学术成就
旴江医家们理论渊博、临证经验丰富,著作涵盖临床基础理论和各临床学科,在浩瀚的学术著作中记载着许多临床独特的学术经验和处方用药,有不少在现代临床中一直沿用,甚至成为中医临床学科的奠基之作。
1. 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中医妇产科学的基石
《妇人大全良方》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综合性妇产科专著。该著作问世前,中医学史上也有一些妇科和产科学术著作,但系统性不强,大多论著只是一些零散的临床治疗经验,且妇产分离。有鉴于此,陈自明“采摭诸家,提纲挈领”,总结南宋前的经验,按当时妇产科疾病的认识角度分类,系统性总结了妇人相应阶段的生理、病理、疾病及临床治疗规律,同时在产科各临床阶段系统性总结了相应的处理措施,如在产妇倒产、坐产、盘肠产等产科技术上创立了有效方法,其中“臀位助产法”是目前发现最早的文献记载;又如“盘肠产”之名及其治疗方法补充了《十产》之空白;该著作中还记载了宋以前催生首方“催生丹”[1]。此外,陈自明在《妇人大全良方》中还提出了许多有重要影响的学术见解[2],遂该著作被公认为中医妇产科学之奠基之作,被《中国医籍考》评价为“良方出而闺阃之调,将大备矣”。后世许多妇产科学著作,如明代王肯堂《女科准绳》、明代万全《万氏女科》、清代傅山《傅青主女科》等有影响力的妇科著作均借鉴了《妇人大全良方》的成果,可见其影响之大[3]。
2.危亦林《世医得效方》——体现了当时世界骨伤科领先水平
元代旴江医家危亦林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医学发明家,精通医学各科,尤擅长骨科。其著作《世医得效方》中记载了“正骨兼金镞科”,被誉为“中国第一部正骨学专著”,使正骨科真正成为了独立的学科。该著作系统地整理了元代以前中医骨伤科学的成就,对骨折脱位的诊断分类、整复固定以及手术麻醉等诸多方面有许多的技术创新和发明,开创了正骨整复手法之先河,达到了当时的世界领先水平。《世医得效方》首载治疗“脊柱骨折”悬吊复位法,亦对肘、臂、膝脱臼骨折的整复方法进行了详细的记载,同时拓展了清创疗法用于骨折的治疗,详细记载中医手术器械,如针、剪、刀、钳、凿等,危亦林首创了缝合针——曲针,是世界医学史上的重要发明之一,对骨伤手术的开展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4]。此外,《世医得效方》在金疮和正骨手术中运用“草乌散”进行全身麻醉,还详细记载了“草乌散”内服剂量和外用方法,被誉为世界麻醉史“全麻之最”,为后世医家科学掌握中药麻醉技术提供了遵循,对中医骨伤科学的发展影响深远。
3.席弘学派——自成体系的首个地方针灸学术流派
宋代旴江医家席弘是江西针灸学派鼻祖。家传针灸12代,从宋代至明代,席氏针术广为流传。席弘第10代孙席信卿又外传徒陈宏纲。自此,席氏针灸由家传变为师传。陈宏纲传徒25人,门徒扩大到江苏、安徽、四川、广东等地,逐步将席氏针术发展为我国历史上影响颇深的地方针灸学术流派[5]。席弘针灸学派针技特色鲜明,选穴精确,手法精细,捻转补泻独具一格,如“行针审穴”“补泻迎随”等,穴位手法并重。刘瑾受宁献王之命,辑录其师陈宏纲《广爱书》主要内容改成《神应经》,该书初刊后在明代影响深远。此外,医家徐凤、高武、李梴等对席弘一派针灸著述进行改编,如徐凤所著《针灸大全》中首载《席弘赋》、高武所著《针灸聚英》记载了《天元太乙歌》等,由此可见席弘学派的针灸技术在明代传播过程[6],以席弘为宗的江西针灸派系对于针灸学科的发展和进步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临床经验流传至今,仍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4.引领学科发展的其他重要医家
元代旴江医家杜本所撰《敖氏伤寒金镜录》被誉为世界医学史上现存最早的舌诊专书[7]。《敖氏伤寒金镜录》的成书标志着外感病舌诊法的形成,不仅促进了中国舌诊学的发展,也为后世温病学说的形成与成长奠定了基础。明代薛己誉此书“虽不期乎仲景之书,而自合乎仲景之道”。
明代旴江医家龚居中曾任太医,精诚钻研医术,对内、外、妇、儿科均有专长,著作颇丰,其中《红炉点雪》是治疗痨瘵专书,详述痨瘵的病因病机、治疗及预后,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其治痨不囿于药物疗法,还常融气功疗法、针灸疗法、饮食疗法及摄生调护等综合治疗于一炉,对当今该病的治疗仍然具有启示意义[8]。
明代旴江医家黄宫绣的《本草求真》对于药物的分类颇具创见,开创以功效归类载录药物的编写形式,为现代临床中药学发展奠定了基础[9]。
二、旴江医学的海外影响
旴江医学在海外影响深远,尤其是中医学在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传播和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龚廷贤——饮誉中日交流的地方医家
明代“医林状元”龚廷贤医术高明,著作颇丰,影响最大的是《万病回春》《寿世保元》,对中日医学交流做出了突出贡献,是公认对日本江户时代的汉方医学有重大影响的医家[10]。在其生前已有部分著作在日本翻刻,如《云林神彀》在1603年就有翻刻版。《万病回春》不但被日本汉方医学后世派尊奉为经典之作,也被古方派、折衷派、考证派等高度推崇。正如日本著名医史学家大塚敬节所云:“《万病回春》是江户时代最常用常读的书”。日本医籍中《万病回春》所载处方高达73%,其中《古今方汇》共载录了1 263首基本处方,后世医家《重订古今方汇》增至1 800余首处方,引文内容几乎占《万病回春》内容的50%[11]。近年来日本高度重视汉方医学并进一步加大医保覆盖范围,有138种汉方成药纳入到医疗保险之中,这138种汉方成药中约有12%是源自《万病回春》[10],由此可见龚廷贤学术思想在日本影响之深远。
2. 李梴《医学入门》——海外奉为圭臬的医学门径书
李梴所著《医学入门》不但在中医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而且被我国周边国家认定为东方传统医学不可多得的珍本之一。在日本江户时期,《医学入门》传入日本之初,道三学派医家古林见宜就将其视为“学医不可无规格(规格即李梴《医学入门》)”,并要求学医弟子们一律以《医学入门》为教材,逐步将《医学入门》推广到全日本流传。在1831年,《医学入门》甚至被朝鲜国指定为医科取才考试科目。可见《医学入门》对我国周边国家的医学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3. 推动中外学术交流的其他旴江医家
元代旴江医家危亦林所著《世医得效方》不仅推动了我国骨伤科的发展,而且对于周边国家医学乃至国际医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如《世医得效方》所载“脊椎骨折复位及固定术技术”在中世纪就已流传至西方国家,在其传入日本之后,这一技术成为奠定日本古代正骨术发展的基石;《世医得效方》所载“全身麻醉法、六出臼、四折骨”等骨伤学科理论对古代日本接骨术的形成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2]。杜本的《敖氏伤寒金镜录》在日本广泛流传,为汉方医学之诊法和汉方医学的舌诊流派的发展,特别是痘疹派舌诊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和临床基础[13]。喻嘉言的著作《尚论篇》《医门法律》对日本医学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如日本古方派著名医家名古屋玄医在其40岁得喻嘉言所著《尚论篇》《医门法律》后,放弃李朱医学和曲直濑道三学派,开始注重《伤寒论》的挖掘和研究,大力宣扬仲景学说理论,最终形成了新的医学思想[14]。
三、旴江医学对中医学发展的贡献
旴江流域名医名家辈出,薪火相传,是中医药发展的沃土。旴江医著不但在国内影响深远,而且享誉海外,为中外传统医学的交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综上所述,旴江医学学术成就与贡献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推动了中医学科的发展壮大
旴江医家大多具有杰出的专科特长,且能潜心钻研理论,推动了学科的发展。如席弘精于针灸学的研究,成为江西针灸流派的鼻祖,为我国和周边国家针灸学科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黄宫绣注重医疗实践,勇于探索真理,在综合各家脉学之长的基础上,结合自身脉诊经验著成《脉理求真》一书,详尽介绍了切脉的要领及各种脉的脉象和主病,至今对临床脉诊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2.构建了良好的医学传承模式
杰出的旴江医家多出自世医家庭,继承先业,或由儒入医,学有渊源,业绩卓越。如江西针灸学派鼻祖席弘,先世几代均为太医院针灸医官;自他始又家传针灸12代,历久不衰,且形成了著名的席弘学派。危亦林家族5代均为名医,高祖危云仙精通内科,伯祖危于美擅长妇科与骨科,祖父危碧崖善治儿科,伯父危熙载对眼疾和肺痨有独特的治疗方法。危亦林继承家族先辈临床各科的特长,特别是将骨伤科继承和发扬光大。龚廷贤亦出身世医之家,父亲龚信曾供职于太医院,精于医术,其弟廷器,子懋陞,侄懋官,继承家族医学专长,都担任了医官。
3. 注重医德医风的传承教育
旴江医家十分重视医德的修养和教育,在他们的著作中记载了大量医德医风的阐述。御医龚信所著《古今医鉴》中专载《明医箴》和《庸医箴》,分别从道德、知识与技术等方面比较明医与庸医的区别,提出明医应当具备“心存仁义,博览群书……不炫虚名,惟期博济;不计其功,不谋其利;不论贫富,药施一例;起死回生,恩同天地”等基本素养;对“今之庸医,炫奇立异;不学经书,不通字义;妄自矜夸,以欺当世……病家不审,模糊处治;不察病原,不分虚实;不畏生死,孟浪一试;忽然病变,急自散去;误人性命,希图微利”等不良行为提出尖锐批评。龚廷贤在《万病回春》中提出了《医家十要》和《病家十要》,较全面地论述了医生的医德和医患关系。李梴《医学入门》对习医者的医德教育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特撰《习医规格》一文,文中阐述对习医者基本素质的要求,着重强调须具备仁爱、敬业和廉洁之心,提出较完整的医生职业道德要求,为昌明医德之楷模。医德医风传承教育不但体现在旴江医家的医学著作中,也体现在旴江非医者名人的书籍之中,如旴江籍北宋改革家、文学家王安石十分推崇德艺双馨的医者,在其所著《临川先生文集》中记载赠陈景初诗3首,以歌颂陈医师的事迹[15];其在《抚州招仙观记》中对家乡技艺精湛而又医德高尚的全自明极力推崇,认为全自明和他的同类“可以无愧矣”,以仁术济世,无愧是当时壮举[16]。
4. 促进了学术医术的开拓创新
旴江医家精研经典、博览群书,在继承先贤的基础上创立新说,丰富中医药学理论体系和临床技术。如危亦林是世界上第一个运用“悬吊复位法”来治疗脊柱骨折的医家,较英国的达维斯早600年;危亦林发明杵撑法和架梯法整复肩关节脱位,比巴累1572年的类似方法早了200余年;危亦林应用蔓陀罗、草乌等中药进行全身麻醉,较日本医者华岗青州运用蔓陀罗麻醉早了460余年[17]。龚廷贤开创应用汞剂、砷剂治疗梅毒的先河。其在《寿世保元》中记载的十全丹与在《万病回春》中记载的雄黄败毒丸与杨梅疮秘方,是世界上率先记载用砷剂治疗梅毒的人。陈自明《外科精要》开创了痈疽局部辨证与全身症状辨证相结合的先河。李梴首先提出“血肉之心”和“神明之心”的概念,使人们对“心主神明”的认识有了一次新的飞跃[18]。
5. 推进了医药的融合发展
“建昌帮”发祥于旴江江畔建昌府(今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其炮制工具、辅料、工艺独具传统风格,在饮片炮制过程中讲求“形、色、气、味”,毒性低,疗效高;以严格的行业约束、精湛的炮制工艺、雄厚的药业资本在江西、福建、广东及东南亚国家有较大的影响[19]。“樟树帮”发祥于旴江下游樟树镇,有1 800多年的历史,遵循“术遵岐伯,法效雷公”之训,独树一帜,其炮制方法不论炒、浸、泡、炙或烘、晒、切、藏均十分考究[20]。旴江流域的精良中药饮片疗效灵验,深受业界青睐,故有“药不到樟树不灵,药不过建昌不行”的说法。由此可见,医药相长,相互融合发展,优良的药质提高了医家的临床疗效,有力地促进旴江医学的发展。
6. 促进了中医学的海外传播
随着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旴江医学书籍出版后,很快流传海外,对日本、韩国、越南等国传统医学具有推动作用。如李梴《医学入门》是古朝鲜高丽时代翻刻5次以上的5种汉籍医书之一,且为被《东医宝鉴》引用频次最高的综合医书,共计2 820次;亦是越南医学全书《(海上懒翁)医宗心领》最重要的引用参考书籍,作者黎有卓研习逾5年[21,22]。
四、小结
地方医学流派是中医学术重要组成部分,各地流派交相辉映,繁荣和造就了至今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中医学,就成就和对国内外的影响而言,旴江医学属于中医地方流派的佼佼者。全面挖掘整理旴江医家的临床经验,系统总结旴江医学的学术思想,继承弘扬旴江医学的特色和优势,对推动中医药事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魏贻光.陈自明对中医产科学的贡献.中华医史杂志,1998,28(1):23-25
[2] 何晓晖,徐春娟.传承创新是旴江医学最鲜明的特征(续).江西中医药大学学报,2014,26(3):1-4,12
[3] 刘洋.《妇人大全良方》的文献研究.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2004
[4] 徐春娟,何晓晖,王河宝.试析旴江医学中的医学独创性.中华中医药杂志,2015,30(8):2744-2747
[5] 叶明花.朱权刊刻《神应经》考辨.江西中医学院学报,2010,22(6):22-24
[6] 李鼎.此诀出自梓桑君——席弘学派及其针法.上海中医药杂志,1993,27(2):1-4
[7] 梁嵘,王召平.《敖氏伤寒金镜录》学术渊源探讨.中华医史杂志,2002,32(3):148
[8] 徐春娟,裴丽,陈荣,等.明代旴江名医龚居中的现代研究.江西中医药,2012,40(7):77-80
[9] 陈建章,邹来勇.浅谈旴江医家黄宫绣的学术思想及价值.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1,17(7):377-378
[10] 俞雪如.医林状元龚廷贤与日本汉方医学.上海中医药杂志,1991,25(10):31-34
[11] [日]远藤次郎.《启迪集》与日本医学之自立.郭秀梅,翻译.中国科技史杂志,2012,33(1):86-95
[12] 李强.《世医得效方》对古代日本接骨术的影响.中国中医骨伤科杂志,2010,18(4):58-61
[13] 梁嵘.《敖氏伤寒金镜录》在日本流传情况的若干调查.中华医史杂志,2003,33(1):3-6
[14] 吴中平,陈孝银,檀上敏秀,等.明清时期江南伤寒名家对日本汉方医古方派的影响.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2000,14(4):16-19
[15] 徐春娟,陈荣,袁名华.安得斯人术,付之经国手——读王安石赠医生陈景初诗三首.江西中医学院学报,2012,24(1):91-92
[16] 陈荣,徐春娟,芦琴.从《抚州招仙观记》谈王安石对医德医术的推崇.江西中医药,2009,40(10):5-6
[17] 徐春娟,陈荣,陈建章.对元代名著《世医得效方》的研究.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2012,18(14):317-319
[18] 翟双庆.论李梴《医学入门》“脏腑论”.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1,24(3):6-10
[19] 曹萍,梅开丰,褚小兰,等.江西建昌药帮的历史考证.江西中医学院学报,2002,14(2):7-10
[20] 卢文清.江南药都——樟树.中国中药杂志,1989,14(2):53-57
[21] 党志政.《东医宝鉴》引录中医文献研究.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2015
[22] 真柳诚.中日韩越古医籍数据的比较研究.中国科技史杂志,2010,31(3):243-256